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话题，看看由马丁路德引爆的宗教改革如何进一步蔓延、展开。

在上次节目中我们了解到，《九十五条》引发了激烈争议，为平息事态，路德同意保持沉默，但同时也要求对手不要再挑起争议。接下来，在1519年之前，路德都没有再参与相关讨论。与此同时，他的反对者却继续盯住问题不放，转而跟他的一位同工辩论，让那位同工几乎无法招架。看到这样的情形，路德认为对方没有遵守协议，于是重新加入辩论。对方乘机向他提出挑战，要求举行一次公开辩论会，彻底厘清双方立场。路德决定接受挑战，双方就在当时有名的莱比锡大学进行了一场公开辩论。当时，莱比锡是德国重要的文化中心，精英知识分子云集，而那一场辩论会又是开放式的，任何人都可以前往旁听。结果，这场辩论就为宗教改革带来了巨大影响。

经过这次辩论会，马丁路德进一步了解到问题的焦点到底何在。他看到，赎罪券争议的背后，真正的问题是——教宗的权柄到底有多大？当二者不一致时，究竟是教宗的权柄更重要，还是圣经的权柄更重要？

当时，尊崇教会传统的人都认为，教会理所当然应该听从教宗的；马丁路德却清楚明白，在信仰课题上，真正的权柄不在于任何人，只在于上帝。每个人都会有错，就连教会所开的全体会议也一样会犯错。唯一不会错的，只有神所启示的圣经。

在上次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宗教改革领头人物马丁路德的成长过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看到，1517年之后，路德的人生就跟教会改革运动密不可分了。这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其导火索是关于赎罪券的争议。

其实，在赎罪券最早出现的时候，只是教会为了方便信徒表达悔过的一种安排——信徒犯错后，教会鼓励他们不单在口头上表达悔过，也要用行动来表达自己悔改的真诚。这种做法逐渐流行，教会就针对不同形态的过错，订立了相应的补偿行为。比方说，如果你偷了隔壁人家的钱，那你就应该全额赔偿所偷的款项，不单单是口头说声对不起；如果你偷了别人的牛，那就应该还给人家一头牛或两只羊……但很多时候，错误行为的直接受害人可能已经不在了，又或者那个错误不方便用具体的东西来偿还，因此教会就要求，犯错的人把一定金额的钱以奉献的方式交到教会，以示悔改之心。例如，如果一个人撒了谎，他除了口头上表达后悔，还当买十块钱的赎罪券。

到了中古末年，用金钱补偿错误的观念和风气已经相当流行。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有人会以为，不论做错了什么事，只要事后买一张赎罪券，就可以获得上帝的饶恕了。渐渐地，对人悔改心志的要求放松了，焦点放到了“买赎罪券”这样一个行为上，购买赎罪券变成了一种功德性的善行了。这就是赎罪券的主要弊病。

十六世纪，欧洲大陆政治、经济各个层面都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教会也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历史上称为“宗教改革”。今天基督教（或称新教）的教会形态，就是由“宗教改革”以及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演变而来的。可以说，没有当年的宗教改革，就没有今天的教会。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首先从德国爆发，在整个过程当中，欧洲大陆上出现了许多改教人士，但所有改教风潮都源于马丁路德这个人的诉求。

一个出生于矿工家庭的普通人，是怎么成了宗教改革核心人物的呢？这跟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条件也有相当大的关系。在中古后期，欧洲的商业渐渐发展起来，商业活动越来越多，老百姓因此有了更多机会可以改善生活。马丁路德的父亲抓住机会，勤奋地工作，慢慢攒了一些钱，拥有了自己的一家小矿场。路德的父亲也意识到，如果孩子们将来想要有比较好的发展，就必须接受正规教育。因此，他把马丁路德送到一个较大的城市去学习。待路德完成基本教育后，又咬紧牙关供他进入大学攻读法律博士的课程。

中古晚期，罗马教廷出现了非常混乱的局面，其中一场混乱影响深远，史称“大分裂”事件。

当时，罗马教廷虽然仍在教会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长年的腐败已经导致其实质力量持续下降。为筹得维持教廷运作所需的庞大经费，教廷不得不依赖某些有实力的王侯。到了十四世纪时，罗马教廷跟法国王室来往变得相当密切，对法国王室依赖日深的同时，教宗对法国国王的一些要求也往往不得不让步。为了方便联络，法国国王建议教廷由罗马迁至法国，教宗同意了。公元1305年，整个教廷搬到了法国南部城市亚威农。

七十多年后，接任的教宗发现，教廷留在法国并不理想，行事决策都常受到法国国王的牵制。公元1377年，教宗决定将教廷搬回罗马，但大多数红衣主教团成员并不赞成这一决定，他们秘密召开会议，另选了一个法国人出任教宗，由这新当选的教宗把教廷重新搬回亚威农。就这样，欧洲教会同时有了两位在法理上都合法的教宗，而且这两位教宗还是经由同一个红衣主教团选出的！

问题变得复杂了。两位教宗为了维持各自教廷的运作，都各出奇招争取王侯们的支持，而王侯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来选择他们所要支持的对象，教会运作更加腐败。

中古晚期，一些不称职的圣职人员把持了罗马教会的日常运作，导致教会日趋腐败。社会上要求教会进行改革的呼声一再出现，地方宗教领袖纷纷站出来对抗罗马教廷，改革运动此起彼伏。李振群老师在《透视教会春秋》一书中，为我们介绍了当时民间改革派当中的两位代表人物，一位是英国教会的威克里夫，另一位是波西米亚的约翰胡司。

威克里夫指出，教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圣职人员的素质。他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罗马教宗，强烈抨击教宗的绝对权柄。他认为，如果只是撤换一些中下层的圣职人员，而在上掌权者却没有改变的话，那么到头来，只不过是换另一班不称职的人去担任圣职。威克里夫认定，真正需要改变的就是教宗本身，而教宗之所以不容易改变，是由于教宗这个职位的权柄太大，权力太过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事实上，当时教宗的权柄大到了一个地步，以至于他可以无视其他任何人的意见，甚至扫除所有反对者。结果，一旦教宗走偏，其他教会领袖也就跟着走偏。

当时，教宗的身份可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对很多人来说，反对教宗就意味着反对基督。但威克里夫却准确指出说，教宗虽然具有代表基督在地上执行使命的身份，但如果他离开了正道，就失去了这一代表的身份，人们也不能把这样的教宗视同基督来顺从；所以，如果教宗犯错，其他人是可以指出其错误的。这样的说法在今天听来很寻常，在那个时代却是爆炸性的观念。

十二世纪末，教会踏入中古晚期。当时，罗马教会已经高度制度化，这意味着，无论坐在教宗位子上的人灵性水平如何，只要他按着传统礼仪和习惯办事，教会体系都能正常运作。而这，恰恰给教会生命留下了一个破口。事实上，中古晚期的确有许多罗马教宗对信仰、对圣经缺乏热诚，漠不关心。这些人千方百计坐到教宗的位置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对权力地位的野心，谋求一己私利。

当时罗马教会的腐败到底反映在哪些层面呢？其中一个影响非常大的就是圣职的公开买卖。这个问题我们在以前节目中已经谈过，今天就不再深入了。总之，问题的起因是由于各地王侯介入了地方主教的委任；政教界限不清，把利益权衡带进了教会体制，结果圣职买卖越演越烈。

此外，还有一件事情在中古时期也引起了非常大的不满，那跟当时罗马教廷的巨额花费有关。随着罗马教廷在欧洲各个层面的参与越来越多，相应的支出也就越来越大，但钱从哪来呢？当时几乎所有公民都是教会成员，所以罗马教廷就为所有人定了一个按年缴交什一奉献的数额。罗马教会就是透过这个“教会税”的征收，来维持教会系统各项事工的支出。当教廷支出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必须提高教会税，否则就入不敷出了。民众对此颇有微词，而当时一些地区的统治者们往往也同情自己的百姓，有意无意地阻挠教会税的征收。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已经谈到过修道主义对中古早期教会的贡献，到了中古盛期，修道主义继续发扬光大，而修道院，则逐渐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李振群老师在《透视教会春秋》一书中，为我们介绍了影响特别大的几个派别。

首先要说的是“本笃会”。此前节目中提到，本笃这位教会领袖设立了“本笃修道会”，其修道方式成了中古时期修道的主流思想。到了十一世纪末、十二世纪初，本笃会已经遍布欧洲每一个角落，成了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修道会。不过接下来，本笃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当他们这个修道会声望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一些世俗的因素开始进到了修道院里面。例如，随着修道院人数的增加，开支也水涨船高。虽然当时欧洲王侯很热心将土地、金钱等物送给修道院，但还是入不敷出。为了应付经济的需求，修道院就把一部分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负责这些事务的修道士在修道院体系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修道院就出现了世俗化倾向。

另外，当时王侯的王位和财产一般都是由长子继承，为了确保小儿子一生衣食无忧，王侯往往选择把小儿子送到修道院，同时把大片田地赠予修道院，交换条件是让这小儿子负责管理所赠送的田产。修道院在经济压力之下往往会同意这样的安排，但如果这个进入修道院的王族后代继续奢华的生活，甚至道德标准低下，就无可避免会带坏修道院的风气。

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读书、学历史，透过李振群老师《透视教会春秋》这本书，了解、学习教会历史的同时也反思自己的信仰。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看的是中古时期欧洲发生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同时又争议不断；有人说那是狂热残忍的行为，也有人坚持那是一个勇敢的行动。那就是十字军东征——在罗马教宗鼓动之下，欧洲王侯联合出兵，以十字架作为军队旗号，以耶路撒冷为目的地，试图打通欧洲和耶路撒冷之间的陆上通道。而之所以发起十字军东征，既有政治上的因素，也有信仰上的因素。

政治方面，当时拜占庭帝国持续衰弱，在与土耳其的冲突中屡屡处于下风，让欧洲大陆也感受到了土耳其回教势力的压力。

信仰方面，中古时期欧洲宗教气氛浓厚，一般信徒心怀“为上帝争战”的热忱，并将“争战”理解为实实在在上战场打仗。与此同时，当时欧洲教会的基督徒多向往到巴勒斯坦朝圣，盼望能到耶路撒冷、伯利恒、拿撒勒这些地方，亲眼看看耶稣基督走过的地方。但这时，前往东方朝圣的道路都被土耳其占据了，冒险前往的基督徒被抓到后往往遭受惨无人道的对待，境况凄惨。打通朝圣通道，是当时很多欧洲基督徒的愿望。就这样，东征的号召一经发出，就得到了热烈反应。

罗马教会在中古时期形成一股巨大势力，渗入当时欧洲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这一时期，有一个相当微妙的问题值得注意，就是当时教会跟政府之间的关系。虽然政教纠纷一直是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中古时期这个问题特别突出，争执焦点集中于“地方主教委任权”。

何以地方主教委任权会引发政教矛盾呢？透过李振群博士《透视教会春秋》一书我们看到，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教会在政治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都有深度参与，所以，地方主教的观点立场极大影响一国人民对国家政策的态度，因而各地王侯无不绞尽脑汁要把“自己人”放到地方主教的位置上；而这，往往又跟罗马教会的立场、利益相左，以致冲突不断。

思考：

站在这世界的统治者面前，耶稣基督曾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8章）

听众朋友，结合今天所学的这一段历史，你如何理解出自耶稣基督之口的这句话？

上一次节目中我们提到，东西方教会决裂之后，欧洲地区从此就再没有一个能跟罗马教会抗衡的势力了。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当时的欧洲教会那么高度一致地拥护罗马教宗的带领呢？毕竟罗马早就不是帝国的首都了，怎么还能继续向周边地区施展近乎于首都的力量呢？

如果您听了之前一系列的节目，可能已经看到——罗马教会的影响力是长年累月逐渐建立起来的，到了中世纪的这个时候，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今天我们要了解的是，除了这根深蒂固的传统因素之外，还有另外几件事情，也使得当时反对罗马教会特殊地位的人，最后不得不承认罗马教宗的地位。

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一份文件，史称“君士坦丁的封赠”。罗马教会长期号称说，他们拥有一份由前罗马帝国君士坦丁皇帝签署的文件。首先，该文件承认罗马教宗有凌驾于其他所有地区教会和主教长之上的特殊地位，其他地区的主教长都应该听从罗马教宗的指挥；第二，该文件将罗马附近地区赐封给罗马教会，也就是说，此区域在法理上属于罗马教会；第三，根据这个文件，君士坦丁皇帝授予罗马教宗管理整个帝国教会的权柄，无论神职人员要在帝国哪个地区担任工作，这些人的委任都必须获得罗马教会、教宗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