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宗教活动采取了两线并进的政策。所谓两线是指：一方面，宗教被认为是阻碍新中国进步的腐朽因素，应予取缔；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宗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需要时间逐步淘汰，而在此过程中，要结合其力量为国家建设作贡献，无需即时禁止。

这一两线政策导致当时教会内部出现了矛盾。一些人认为，教会不应当参与政治，不能依附任何政治党派，而应维持自身的独立，自行推展教会事工；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教会应当顺应环境，配合国家的需要来进行教会活动。就这样，中国大陆出现了两种教会，一种是政府认可的公开教会，另一种是不被政府认可的私下聚会点。

为确保中国的基督教符合国家宗教政策，新政府成立了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自会”），通过这个组织统筹全国基督教事务。在三自的名义下，任何来自外国的宗教活动形式均被视为与自治、自养、自传不相符，中国基督教的事工从此不再容许任何来自外国的参与。并且，只有被称为三自教会的官方认可教会，才可以公开聚会，不在三自会领导之下的基督教事工，均被界定为非法活动。1956年，三自会宣布，中国教会已经与外国教会断绝了所有联系，并且在三自会的带领下已经实现了教会的完全合一。不过，在随后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三自教会的活动范围也受到波及，事工持续萎缩，聚会人数剧减。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展开全面侵华行动。国民政府决定撤离沿海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区，将首都从南京迁至重庆，并号召全国人民随政府向西部内陆迁移，以便集中有限资源进行长期战斗。当时中国民间积极回应政府号召，许多学校、工厂、机构纷纷跟随政府的脚步，向西部和西南部搬迁。大批不愿留在沦陷区生活的国民也选择向内陆地区迁移。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迁徙。伴随着这一次大迁徙，大批原本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才也来到了中国内陆，当中包括许多沿海地区的教会领袖。

中国沿海地区一向较为开放、发达，在资源和人才方面一般比内陆更丰富，就连基督教的事工也是如此。原先中国教会的根基、差会的总部大多在北京、上海、广州等沿海大城市。日本人占领了这些地区后，大批领袖离开，整个教会处境艰难。

首先，中国教会虽已力求本土化，但当时许多事工仍然需要接受西方协助，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尤其依赖外国教会的辅助。这时候，战争使得参战国的教会也面对了严重的资源短缺。特别是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也卷进了这场世界大战当中，中国教会能够得到的支援就更加匮乏了。此外，日军占领了沿海地区之后，强制对所有教会活动进行登记，又给教会活动设下诸多限制，很多教会事工被迫停顿。部分教会选择从沿海地区搬迁到内地，却发现内陆地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如沿海，一时之间适应不了，事工顿时萎缩了。

1927年，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北伐，成功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成立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中国基本重归统一，国家进入一段相对稳定的阶段，开始了十年建设时期。当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接受基督教信仰，影响所及，政府及社会领袖对教会的态度也变得比较友善了。

当时，国民政府向全国提出社会重建的号召，集合各方力量，重建支离破碎、百废待兴的国家。教会决定积极回应这个号召，而当时的西方差会也把握机会，积极投入各类资源，参与中国社会重建的行列，兴办医疗、教育、慈惠救济等项目，非基言论进一步消退。结果，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中国教会迎来了一段非常活泼兴旺的复兴时代。

1900年一场庚子教难，让教会提出了自治、自养、自传的理念，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教会。那之后，中国教会经历了一段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但好景不长，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中国社会再度陷入混乱之中。

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尝试为国家寻求出路，各种不同的言论、主张纷纷出笼。蔡元培先生1915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大胆启用一批具新思维的老师在北大任教，这批学者发起了一场讨论——中国何去何从？

当时，代表前卫科学的进化论正影响着整个世界的文化取向，推崇民主的气氛也非常炽热。当时众人标榜两件事，一是“科学”，一是“民主”。人们普遍认定：凡与科学不符或有违民主的事情，都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因素。讨论迅速从北大蔓延到其他高等学府，大家都在讨论怎样通过现代化使中国摆脱长期的积弱，免于亡国厄运。典型的例子是当时的两场论战，一场主题是“新中国与宗教”，另一场主题是“科学与人生哲学”。这些论战导致了反宗教、反玄学、反形而上的风气高涨，部分知识分子指责：基督教正是与科学不相符的典型代表。况且宗教讲究权威，压抑民主，因此更加认定基督教是中国进步的绊脚石。敌视基督教的氛围随着这一场新文化运动开始累积起来。

透过上一次节目我们了解到，时至十九世纪末，西方宣教士前仆后继的努力已经为中国教会奠定了一个稳固的发展基础。不过，严格来说，中华大地在十九世纪末时，还只有中国宣教事工，并没有中国教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所有中国教会的事工，包括行政、牧养、教导，连同其他附属教会的机构如学校、医院等，都必须依赖海外宣教机构的领导和支持才能生存。换句话说，独立的中国教会还不存在。然而，1900年义和团引起的庚子之乱改变了这个局面，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开始出现复兴和振作的气象。

1900年前后，中国在制度、社会、文化各个层面都充斥着强烈的危机感。满清政府的无能已经到了不能继续有效统治的地步，外敌入侵也越来越严重。知识阶层茫然四顾——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历世历代以来，中国民间都存在一些秘密会社。这些会社带着相当浓厚的迷信色彩，其中一些甚至宣称拥有超自然的能力，可以在打斗当中刀枪不入。在社会动荡时，这些会社往往迅速成长，变得势力庞大，义和团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据说练成此拳的人能够抵挡洋人的刀枪。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蚕食使老百姓非常愤怒不满，社会上弥漫着强烈的仇外情绪，义和团标榜的刀枪不入因此对普通大众产生了极大吸引力，这个社团迅速壮大起来。

自从雍正皇帝严加执行禁教令之后，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基本上就沉寂了下来。直到大约一百年之后的十九世纪初，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基督徒们开始思想，要怎样到东方各国去履行宣教的大使命？

随着欧洲各国海事实力逐步提升，海外贸易大幅增加，东西双方的接触也日渐增加，为宣教事工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日益强大的英国，基督徒们更是积极地思考如何踏上中国宣教之路。不过，由于中国闭关自守的国策，外国人根本无法进入中国公开传道。当时，西方跟中国唯一的接触就只有在广州进行的贸易活动，但统筹英国和中国通商的东印度公司从商业利益的角度着眼，尽量阻止宣教士前往中国，以免影响贸易进行。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神兴起了一位福音勇士来开拓中国的福音事工，他就是英国伦敦教会的宣教士罗伯特马礼逊。

1807年，经过八个月的艰苦航行之后，马礼逊抵达广州。他无法以宣教士的身份在中国逗留，不得已加入东印度公司充当翻译员，以翻译员的身份开始中国的宣教事工。

当时，外国宣教士根本不准进入中国，中国人更是不准信奉“洋教”，就连西洋商人想要学一点中文都不可以，因为朝廷有禁令，中国人不得教洋人中文，违者斩。此外，洋商登陆中国之后不可自由活动，只能在指定商馆停留，生活所需一律由中方代办，活动范围极小。

上次节目中说到，天主教在明朝末年的传教活动相当成功，甚至已经在明宫廷当中进行聚会了。教士透过跟朝中大臣建立起来的关系，使得一些明朝官员也信奉了天主教，崇祯年间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清兵入关取得统治权以后，需要大批能够帮助他们治理国家的人才。教士都是洋人，对清朝的统治没有威胁，因而获得了新政府的信任，继续在朝廷中任职。所以，明朝虽然灭亡了，西洋教士仍能保持他们过去在北京传教的方便，继续建立教会。

但是，西洋教士在明清两代都在朝廷当中受到重用，这就引来了一些汉族官员的不满。因为中西文化取向不同，两者之间的矛盾其实明末就已经存在，只是没有白热化。到了清朝初年，反教官员开始散播言论，说天主教信仰是外来宗教，目的在于把一些异端邪说带到中国固有文化中。这样的言论进一步在更多人心里激起了反教情绪，“礼仪之争”就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爆发出来。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一起来了解的是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历史。

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中国正当西汉末年，而使徒时代则是东汉时期。有传说认为，福音早在东汉时期就传到中国了，不过这种说法并无历史依据。有确实证据显示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活动，是唐朝称为“景教”的基督教活动。

1623年（明朝），长安（今天西安）一户人家在盖房子时挖到一块巨大的碑石，标题位置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身刻满文字，记述的是唐太宗时代景教传入中国的事迹。1908年，考古学者在甘肃省的敦煌石窟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关于景教的文献。对照西方教会历史以及中国唐朝的历史记载，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景教就是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名称，进入中国的年份大约在公元635年。景教碑是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历史记录。

历史洪流，是由许多人的生命汇聚而成。李振群老师在其著作《透视教会春秋》中，为我们介绍了几位用生命塑造了教会生命形态的前辈。透过这几位横跨十七到二十世纪的典范人物，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近代教会的发展面貌。

*******************

首先要说的，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巴赫。巴赫出生在德国一个音乐世家，虽然十岁就父母双亡成了孤儿，但还是继承了家族对音乐的爱好。巴赫在风琴演奏方面非常有天赋，十八岁就成了一位公爵家中的风琴师。据说有一回，一位法国宫廷的风琴师前来挑战，要跟巴赫一比高下；因为他觉得，巴赫的名声恐怕是被夸大了。双方约好了比赛日期，然后各自回家练习、预备。一天，那位法国风琴师偷偷跑去听巴赫的练习，一听之下大为震惊，不辞而别退出了比赛。

在那个年代，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可以呆在贵族家里，或在宫廷里当乐师，但巴赫放弃了这一条待遇优厚、扬名立万的道路。1723年，他推辞了宫廷和贵族们的邀请，到德国一家教会出任风琴师，并负责指挥诗班，一做就是27年，直到1750年去世为止。

由于种种困扰，一度声势浩大的普世宣教运动到十九世纪末就陷入了停滞，然而，重重困难之中教会仍然持守福音使命，特别是在那些一向强调敬虔生活的教会当中更是如此。

人类跨入二十世纪后，发现迎接他们的是跟十九世纪很不一样的一个时代。十九世纪，欧洲列国虽然偶有纷争，但基本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与此同时，科技持续进步，民生水平日渐提升，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而二十世纪，却是一个多元、多变的时代。首先谁也没有料到的是，进入二十世纪不久，人类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战争，短短几十年间竟然两度爆发世界大战，全世界生灵涂炭；科技加速发展，也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出现了明显变化；并且，二战后大的殖民帝国纷纷解体，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抬头，然而新兴国家却不得不面对经济、医疗、教育诸多方面的困难，以及贫富悬殊等一系列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