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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一场庚子教难，让教会提出了自治、自养、自传的理念，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教会。那之后，中国教会经历了一段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但好景不长，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中国社会再度陷入混乱之中。
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尝试为国家寻求出路，各种不同的言论、主张纷纷出笼。蔡元培先生1915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大胆启用一批具新思维的老师在北大任教，这批学者发起了一场讨论——中国何去何从？
当时，代表前卫科学的进化论正影响着整个世界的文化取向，推崇民主的气氛也非常炽热。当时众人标榜两件事，一是“科学”，一是“民主”。人们普遍认定：凡与科学不符或有违民主的事情，都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因素。讨论迅速从北大蔓延到其他高等学府，大家都在讨论怎样通过现代化使中国摆脱长期的积弱，免于亡国厄运。典型的例子是当时的两场论战，一场主题是“新中国与宗教”，另一场主题是“科学与人生哲学”。这些论战导致了反宗教、反玄学、反形而上的风气高涨，部分知识分子指责：基督教正是与科学不相符的典型代表。况且宗教讲究权威，压抑民主，因此更加认定基督教是中国进步的绊脚石。敌视基督教的氛围随着这一场新文化运动开始累积起来。
1922年，敌视基督信仰的氛围终于演变成为一场非议基督教的风潮。这场非基运动的导火线，是当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大学举办年会，上海一些反基督教人士以此为理由指责说，基督徒怎么可以借用国家场地进行宗教活动？反教言论很快在全国各地散播开来，各地报章杂志大量刊登反教言论，众多知识界的学社纷纷举办研讨会，历数基督信仰对中国进步的妨碍和祸害。
激烈的反教情绪延续了好几个月才逐渐平息下来，但是反教因素并没有消失。1924年中国全国出现反帝主义风潮，再度给基督教钉上“帝国主义帮凶”的标签，反教言论因此再度大规模出现，非基运动卷土重来，大量反教文章出现，猛烈抨击基督信仰。1925年，上海爆发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反帝情绪更加高昂，反教情绪也随之高涨。言论攻击之外，有人开始破坏教堂、打断教会聚会，甚至有基督徒被杀。一时间人心惶惶，宣教士因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而大量撤退，一些地区撤走的宣教士多达三分之二。这一波非基运动持续发酵，直到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因为蒋介石接受基督信仰方才逐渐消退。
一九二零年代的反教风潮主要爆发于知识界，对基督信仰的非议也主要围绕在理论层面，前后持续了将近十年，对基督信仰破坏非常大，对当时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不论城市还是乡镇教会，都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
当时中国教会力图透过护教努力来维护基督信仰的正当性。从全国层面看，最有能力集合各方资源的组织，是当时的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协进会成立了一个“非基督教研究小组”，探讨回应之道。此外，也有一些地区性组织尝试通过出版刊物来解释基督信仰的真正含义，当中比较具备实力的是北京的“北京证道团”，这个组织当中有很多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他们组织出版一些刊物，尝试让非基督徒能够明白，基督信仰并不阻碍中国进步，而中西文化的差异也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中华文化才能够接受基督信仰。
除了思想理论层面的回应，当时的教会领袖也开始看重基督徒的信仰根基。因为他们看到，教会当中吃教人士的负面表现往往成为反教者的口实，阻碍了教会的护教努力。为此，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国教会努力帮助基督徒重新反省信仰内容。为澄清基督徒偏袒外国人这样一个指责，教会也提醒基督徒要爱国，要与国家的危难处境认同，与国人共赴时艰。这个时期的教会领袖也对自身信仰进行了深入反省。有人提出，教会需要重新检讨自身的信仰，去找出信仰生活当中到底有哪些偏差，导致教会在新文化运动当中面对了教外人士的挑战。例如有人指出，部分宣教士表现得独断专行、自命不凡，瞧不起或是不信任担任教会领导的中国人，结果妨碍了中国教会的健康发展，让教会始终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此外，教会在分析自身处境时也发现，中国本土传道人素质相当低落。1934年一个统计显示，当时在全国本土传道人当中，只有24人拥有大学学历，这样的文化水平导致传道人的证道果效偏低，并且大多数传道人对现代化生活缺乏常识，无法有效回应时代需要，也无法有效带领中国基督徒迎向时代的挑战。与此紧密相关的，就是当时平信徒的信仰生活状态。很多基督徒生命软弱乏力，甚至带着浓厚的迷信色彩。
这些状况都亟须改变，因此到了1930年代，越来越多中国教会开始看重训练传道人的事工，希望尽快提升领导层的素质。不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神学训练事工不是一朝一夕就可能成就的。
当时教会一些领袖也指出，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下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基督教必须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够适应这样的国情。一些教会领袖认为，为了配合这样的社会环境，向国人谈论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等内容，非基督徒不容易明白，也很难接受；如果更多提倡基督耶稣的牺牲、博爱等品格，就比较容易获得别人的认可。因此，当时一些教会放弃了原先的信仰路线，转而标榜基督的博爱，推动基督徒投入社会重建的行列。这样一种导向，也导致了社会福音开始在中国盛行。
在巨大的社会变迁当中，要怎样才能构建一个本土化的中国教会？对这个问题，当时的学者可说是意见纷纭，不过基本上大家都强调一点，那就是基督信仰跟中国文化的契合非常重要。有学者指出，本土化路线的教会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中国教会必须从外来干预当中释放出来。当年的中国教会不论是在经济、行政、组织，甚至是思维方式上都仿效西方差会，导致教会带着非常浓厚的西方色彩。要走本土化本色化的路线，宣教机构和外国教会就必须放手，让中国教会在中国人的带领之下建立起来，一步一步走向完全的自立。第二方面，中国教会必须肯定中国文化，活出与中国认同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教会才能有效地向中国社会表明，基督信仰不是西方宗教的翻版，而是地地道道在中国的文化土壤当中生根建立的中国教会。因此，中国基督徒应当对传统文化有所了解，有所认识，同时又能够把基督耶稣的教导应用到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当中。只有这样的一个中国教会，才能够称得上是本土化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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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中国人认为基督信仰是洋教，是西方的产物，是跟中国文化格格不入的。虽然今天很多盛行中国的宗教都由外国传入，但都没有遭遇到基督信仰所受到的那样一种排斥。现在，仍然有人误以为教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媒介，这样的一个误解实在令人感到惋惜。虽然教会宣教事工确实曾经透过一些不平等条约来进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行径的确让中国人民饱受痛苦；但我们必须反复指出的是，当时的宣教士绝大多数都同情中国的处境，认同中国人的立场，他们不单反对帝国主义的作风，很多人也采取实际行动来抗议自己的政府。以鸦片贸易为例，当时很多西方宣教士就一直发声指责他们的本国政府，不应该放任鸦片贸易毒害中国人。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宣教士和帝国主义侵略者虽然来自同一个国家，但他们到中国的目的截然相反，基督信仰绝不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不应该混为一谈。对这个时期的历史多加了解，能让我们以更客观、更中立的立场看待基督信仰。若您对这一段历史有不同的看法或理解，欢迎跟我们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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