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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上一次节目我们了解到，时至十九世纪末，西方宣教士前仆后继的努力已经为中国教会奠定了一个稳固的发展基础。不过，严格来说，中华大地在十九世纪末时，还只有中国宣教事工，并没有中国教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所有中国教会的事工，包括行政、牧养、教导，连同其他附属教会的机构如学校、医院等，都必须依赖海外宣教机构的领导和支持才能生存。换句话说，独立的中国教会还不存在。然而，1900年义和团引起的庚子之乱改变了这个局面，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开始出现复兴和振作的气象。
1900年前后，中国在制度、社会、文化各个层面都充斥着强烈的危机感。满清政府的无能已经到了不能继续有效统治的地步，外敌入侵也越来越严重。知识阶层茫然四顾——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历世历代以来，中国民间都存在一些秘密会社。这些会社带着相当浓厚的迷信色彩，其中一些甚至宣称拥有超自然的能力，可以在打斗当中刀枪不入。在社会动荡时，这些会社往往迅速成长，变得势力庞大，义和团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据说练成此拳的人能够抵挡洋人的刀枪。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蚕食使老百姓非常愤怒不满，社会上弥漫着强烈的仇外情绪，义和团标榜的刀枪不入因此对普通大众产生了极大吸引力，这个社团迅速壮大起来。
因为屡遭欺凌，当时的一些官员也一直在想办法要铲除洋人。在苦无出路的困境中，满清朝廷当中的一些高官竟然看中了义和团，希望能够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来打击洋人。义和团也顺应这种情势，打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意即“扶助满清，消灭洋人”。这个口号让他们进一步取得了朝廷信任，当时执掌实权的慈禧太后也在中央大臣怂恿下，同意纵容义和团闹事，甚至知会各省地方官员，给予协助。1900年，北京义和团首先发难，开始攻击北京的洋人，企图攻入外国使馆区。散布全国各地的义和团成员也配合北京骚乱，全面掀起扶清灭洋行动，到处攻击、追杀外国人。这就是“义和团之乱”。因1900年正值庚子年，因此又称“庚子之乱”。
本质上，庚子之乱是带有政治因素的社会动乱。基本上，义和团所针对的是外国派驻中国的官员，但因对北京使馆区的进攻无法得手，为发泄不满，攻击矛头就迅速转向了手无寸铁的西方传教士。
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宣教地区，大量西方传教士散布于中国各地。义和团之乱迅速演变成为攻击教会，杀害宣教士的动乱。同时，由于仇外情绪高涨，怒气也发泄到了加入教会的中国人身上。结果，大批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被杀，教堂被毁，生命和财产蒙受巨大损失。教会人士因此也称这个事件是“庚子教难”。
庚子教难中遇害宣教士将近250人，本土平信徒更多达两万多人。这次事件最终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落幕，清政府不得不透过巨额赔款来平息事件。
庚子教难给中国教会带来了巨大破坏，但同时也成为一个变相的祝福，让中国教会从中受益不少。
首先，因着庚子教难，中国教会经历了一次难得的内部清洗。之前由于吃教风气盛行，好些到教会的人的动机并不纯正，他们希望从教会的教育、医疗与救济事工中谋得一些好处。而庚子教难的惨烈，让这些吃教的人不敢再到教会聚会了，恐怕会丢了性命。而那些愿意继续留在教会的，都是诚心追求认识基督的信徒。此番清理对中国教会日后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在接下来的年日中，教会面对的压力接踵而来，但教会成员已经变得更加单纯，更有能力承受压力了。
第二方面，庚子教难当中，许多基督徒对信仰的态度极其坚定，赢取了教外人士的佩服。很多人想要知道，这个信仰为什么能够让自己的邻居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因此教难之后，许多原本对基督信仰很反感的人，反倒开始愿意跟基督徒来往了，教会形象因此改善。
庚子教难带来的第三方面贡献，是教会开始反省信仰和文化的关系。人们注意到，庚子之乱是源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满，为什么会牵连到教会，使教会蒙受如此重大的损失呢？答案一目了然——因为当时中国教会的西洋色彩太浓了，一旦排外风潮发生就难以幸免。要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中国教会就必须努力摆脱教会的西洋色彩。因此庚子教难之后，中国基督徒开始认真思考——怎样才能够建构一个真正的中国教会？1907年，在“福音进入中国百年纪念大会”上，教会领袖们认真探讨了如何落实自治、自养、自传的愿景，这个后来被称为“三自”的理念第一次获得了公开探讨。这个理念并不是说要将西方宣教机构和宣教资源排挤出去，而是思考如何结合中外各方资源，建构中国人主导的中国教会。自此，教会事工有了清晰的方向，很多中国基督徒愿意挺身而出，承担福音使命。吃教的人少了，诚恳的基督徒更加认真了，教会事工也火热起来。
1908年，中国东北地区爆发了闻名中外的满洲大复兴。一年之内，东北地区一些堂会聚会人数飙升二到三倍，祷告会中认罪悔改的人比比皆是，传道人讲道大有能力，信主的人直线上升。复兴之火也蔓延到了东北以外的地区，布道队一批又一批地出发，当中许多布道队由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联手组成，另外也首次出现了完全由中国基督徒组成的队伍。同一时期，教会在大中城市中举办大型布道会，参加人数动辄超过几千。聚会过后的跟进查经聚会也吸引了成百上千的慕道者，可谓盛况空前。而且，这些布道聚会常在中学举办，对当时学生群体的影响尤其明显。刚刚经历了义和团事件洗礼的中国教会开始稳健成长。
在这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另一事件，进一步助长了中国教会的发展。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成功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革命者当中包括不少基督徒，从中可见基督信仰对当日革命运动的影响。虽然由于缺乏人才，共和国举步维艰，但“共和”带来的新希望和新气象，却让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开放与乐观的期盼。新政府也认可教会为合法的宗教团体，基督徒逐渐摆脱庚子教难的阴影，积极投入到教会事工当中。
有统计数字显示，自1905到1915的十年间，中国教会的传道同工从三千多名增至五千多名，增长了50%以上；教会事工所及地点增加了21%；受洗加入教会的人数本增加了80%以上，达33万多；所有宗派聚会的人数都大幅增加，领圣餐的人数增加了三至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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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常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这句话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教会非常真切。一场庚子教难，让教会提出了自治、自养、自传的理念，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教会。从教会复兴的观点来看，这个时期的中国教会正处于复兴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奠定下来的基础，让中国教会成功渡过了接下来的熬炼岁月。那是怎样的一种熬炼呢？欢迎收听下期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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