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类似的下药事件

6月12日，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女同学留在座位上的咖啡杯被暗地里下药，机警的女同学觉得味道不对，找到警卫调阅监视器，揪出了行为逾矩的男同学。虽然男同学后来提出许多抗辩，药品本身也被证明并非真实催情药物，暂时没有健康危害，但是这种行径仍然有意图不轨未遂的高度嫌疑。事发2天内，学校宣布开除男生学籍。

有网友说：“在上外学生最集中最高频出现的地方，在被你引以为傲的地方，在你声称可以听到世界各国语言的地方，被你选出来的优秀学生投放了春药，你乐吗？”

在网上压倒性的声讨浪潮中，男同学暂时是身败名裂了。不过，人们选择集体站在社会公义大旗之下，挥舞利剑，用同一套台词咆哮，这就足够将社会带向更干净的未来吗？

说到下药，无独有偶，5～6月份，法国各地超过300人通报在夜店或演唱会遭到针刺下药，部分人群发生昏眩无力的症状，但警方并未找到犯罪分子。今年截止6月16日，报案数量竟超过800件，受害人除少量男性外，多半是女性，她们会在身上发现注射痕迹，伴随着淤青和疲乏症状。虽然医院方面目前还没有在受害者身体里发现包括HIV在内的任何已知病毒，但是暗地下药的行径越来越普遍，不仅引起法国人对卑劣宵小份子的气愤，也令各国人民对现在病毒肆虐的世界感到气愤。

这是一个法治时代，法治彰显的力量就是“社会公义”，社会公义的大旗背面写着千万道法条，而且仍然与日俱增，可是，奇奇怪怪的罪行好像更精细、更频繁了。好像一名初入中学的少年，刚走进学校，发现石碑刻印着200条校规禁止的行为——于是浮起斗争的念头。

压倒性的声讨，压倒性的唾弃，以及层出不穷的更多罪孽……这里出了什么问题？

或许是，斗争太多了。社会公义的思维方式，令人们总是把事件内的角色分类为受害者与加害者两个类别，并站在其中一个立场展开斗争。

社会公义

福音机构Disciple Nations Alliance主席史考特亚伦（Scott David Allen），曾在其著作《为何社会公义不是圣经中的公义Why Social Justice is not Biblical Justice》中提出一个特别的看法，他写道：“社会公义拆毁被视为欺压性的传统结构及系统，并把权力及资源从欺压者重新分配到受害者手上，以追求平等的结果。”

这个看法在今时今日更显明白。当许多群体习惯以“受害者”自居，笼络伙伴，起身反抗对手、当权者或任何能被扣以欺压者大帽的对象；当旁观者习惯协助渲染不幸，放大伤害，激化对立，将另一方彻底视为妖魔，非彻底打倒不罢休；当美国的拥枪议题与性别议题只剩下支持与反对，中国的防疫议题与言论议题只剩下支持与反对，非左派即右派、非东方即西方、非爱国即造反……这种固执，这种偏见，这些斗争，似乎与受害者、欺压者黑白二元思维密不可分。

史考特亚伦写道：“在这个社会公义世界里的零和权力斗争，并没有‘让我活也让你活’的包容，没有双赢，甚至没有妥协。没有原谅及恩典的位置。没有‘爱你的仇敌’，没有‘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的反省，有的只是屈怨、指责及报复。顽固者、恨恶者、欺压者必须被消除。”他又列出社会公义的特征，其中几个是：

1.采用的方针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2.以阶级、种族、性别、性取向作为个人特征的定义。每个人只是他隶属类别里一个无个性的代表。

3.热衷于打破财富及权力结构并重新分配。

疫情第3年，世界正在试图重启，但居然没有变得更和气、更谅解，反而是更自私，更好斗了。

圣经公义

如果一个人从“圣经公义”的观点来看社会犯罪事件，比如前面提到的下药针刺，会怎么理解呢？

——我无法证明自己比那些下药者更讨上帝喜悦。

这个人在第一时间不会替人分出高下，不会分出加害者与受害者，这个人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做得更好，或者某一个陌生人比另一个陌生人做得更好，于是这个人更容易对事件的角色生出怜悯之情。

便像孔子的学生曾子所说：“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每一个事件自有真相，真相牵连广泛，明白人会体察其情，哀矜怜悯，而不会自鸣得意或甚至鼓动争斗。

圣经记载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类既然有了罪行与恶念，便没有谁冒犯更多，谁冒犯较少之分，即使有也不是由人类自己来判断；人类既是亏欠上帝，便没有谁欠的恩典更多，谁欠的恩典更少之分，因为圣经又写道：“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这就是圣经公义：作基督的使者，请求世人与神和好。在这样的视野里，才得以产生进入监狱传福音的行动；在这样的视野里，才得以产生社会公义所不具备的爱心，消解压倒性的声讨和层出不穷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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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那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

罗马书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