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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节目中说到，天主教在明朝末年的传教活动相当成功，甚至已经在明宫廷当中进行聚会了。教士透过跟朝中大臣建立起来的关系，使得一些明朝官员也信奉了天主教，崇祯年间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清兵入关取得统治权以后，需要大批能够帮助他们治理国家的人才。教士都是洋人，对清朝的统治没有威胁，因而获得了新政府的信任，继续在朝廷中任职。所以，明朝虽然灭亡了，西洋教士仍能保持他们过去在北京传教的方便，继续建立教会。
但是，西洋教士在明清两代都在朝廷当中受到重用，这就引来了一些汉族官员的不满。因为中西文化取向不同，两者之间的矛盾其实明末就已经存在，只是没有白热化。到了清朝初年，反教官员开始散播言论，说天主教信仰是外来宗教，目的在于把一些异端邪说带到中国固有文化中。这样的言论进一步在更多人心里激起了反教情绪，“礼仪之争”就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爆发出来。
天主教教士当时在朝廷当中任职的部门是钦天监，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天文台。很多天主教教士在科学领域知识丰富，尤其是在天文和历法方面别具专长，因此长期被委任为钦天监正。在那个年代，修订历法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因为中国一向以农业立国，历法决定了百姓在一年当中生活工作的运作时序。此外，历法也牵涉到天象方面的理解和预测——中国古代皇帝都自称“天子”，因此天象方面的预测，事关国家命运以及帝皇统治。监正之职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在排斥西方文化的氛围当中，又再加上不满洋人垄断钦天监的大权，清初的朝廷当中就出现了一股清除洋人势力的暗流。本土官员以历法的修订为借口，向教士们发难。
顺治皇帝去世后不久，清廷中的反教官员就控告教士把违反中国传统的理论带入了中国历法，“妖言惑众”。他们打算以此为罪名，杀了那些天主教教士，只因当时的太后等人仍然倾向保护这些教士，所以只是把他们关了起来。平日跟教士有来往的，特别是改信了天主教的本土人士和官员都受到了牵连，或被杀或被关。这个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历狱”。
康熙皇帝亲政后，察觉到“历狱”乃是一个冤案。他做了安排，让继任钦天监的汉族官员跟监狱中的教士进行天文学比试，结果教士的准确性超过了时任钦天监官员。康熙革了汉族大臣的职，让教士官复原职重掌钦天监，平反了“历狱”。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修历之争”。这以后，天主教得以在中国继续传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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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好几百年前发生在清廷里的修历之争，对今天的你我有什么意义呢？李振群老师在其著作《透视教会春秋》当中，提醒我们要注意几点——
首先，基督信仰从西方来到东方，很容易因为文化的差异而遭遇抗拒。因此，基督信仰在中国传播，必须非常小心处理文化方面的冲突，避免矛盾尖锐化，带来更大的冲突。
另一方面，修历之争也让我们看到，即使有朝廷的保护和帮助，西洋教士在反对的声浪中仍然处于下风。事实上，唐朝、元朝基督教在中原的没落已经提醒我们，一旦朝廷的保护消失，传教工作也就瓦解了。这一轮明末清初的第三度接触，朝廷的保护撤去之后，天主教的事工竟然熬了过来，终于等到了一个平反的机会。为什么这一次能熬得过来呢？是因为基督信仰已经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扎下根基了。换言之，只有自身的根基稳固，才是长期发展的真正基础。
第三方面，在整个修历之争当中，反教人士一直使用文字来挑起反教情绪，且效果相当明显。在教士被关之前，反教人士已经写了很多文章发表在书刊上，在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当中散布反基督教的言论，指责教士妖言惑众。这也提醒我们，宣教事工中文字的威力不容忽视，必须善加利用。
总之，修历之争表面上看是关于天文历法的争议，实质上却是基督教信仰背后的西方文化和中国固有文化之间的不协调。修历之争过后，这个不协调并没有消失。到了康熙晚年，文化之间的不协调终于演变成为“礼仪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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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之争的爆发，始于西方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理解。
在中国文化中，孔子被称为圣人，小孩子开始读书时都要向孔子画像跪拜行礼。问题是，这个礼仪到底是表达对孔子的尊敬，还是对孔子的一种祭拜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如果这仅仅只是表达尊敬，教会当然是可以接纳的；但如果它是一种祭拜的行为，那就违背了圣经里“不可有别的神，不可向偶像下拜”这样一个信仰立场了。
最初到中国的教士都认同利玛窦的看法，将这些礼俗视为“尊孔”，在性质上不属于祭拜。此外“祭祖”行为也一样，利玛窦认为，只要不涉及向先人敬拜、祈愿，“祭祖”就只是追念先人，教会应当接纳中国人的这个风俗，减低中国固有文化对基督教的抗拒。但是，后面陆续来到中国的教士开始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了。他们当中一些人认为，“拜孔”和“祭祖”都祭拜的行为，应该一律禁止。持这两种不同意见的人各自向罗马教廷申诉自己的立场，罗马教会方面倾向禁止。结果，中国天主教内部就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在此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康熙皇帝本人的立场。一方面，康熙一向认同利玛窦的观点和做法，他认为，反对礼仪的教士根本不懂中国礼仪文化，蛮不讲理。另一方面，康熙皇帝认为，既然牵涉到的是中国文化风俗习惯的问题，最终应该怎么做，决定权应该在中国的皇帝手里，而不是听罗马教宗的摆布；但罗马教廷认为，事情既然牵涉到信仰，中国信徒就应当接受教宗的最后裁决。
双方争论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越来越大、无法协调的矛盾，最终陷入僵局。康熙皇帝下令，禁止西洋教士在中国土地上传教。不过，因为皇帝本人对基督信仰的态度还算温和，所以这个禁令在执行上是留下了空间的，容许那些接受利玛窦观点的教士继续在中国传教。
康熙皇帝过世时，皇子们因继承问题发生了派系之争。雍正成功取得政权后，认为教士们曾参与反对他的派系，因此从1720年开始，严格执行康熙皇帝所颁布的禁教令，信徒的处境越来越恶劣。即使如此，据估计，十八世纪末，全中国的天主教信徒人数仍然超过二十万，当中包括了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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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当外来宗教信仰跟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是：我有这么深厚的文化，为什么要信你？从修历之争到礼仪之争，背后的关键都是这个问题。一直到清末民初，屡次发生的反基督教运动背后也都是这个因素在发挥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是比较成功的，因为禁教令并没有摧毁中国的天主教教会，可见这个教会已经在中国生根了。如果当初天主教的这个成功值得我们思考，那么，当年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礼仪的那些观点，是不是也值得今天的我们参考呢？盼望听到您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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