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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展开全面侵华行动。国民政府决定撤离沿海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区，将首都从南京迁至重庆，并号召全国人民随政府向西部内陆迁移，以便集中有限资源进行长期战斗。当时中国民间积极回应政府号召，许多学校、工厂、机构纷纷跟随政府的脚步，向西部和西南部搬迁。大批不愿留在沦陷区生活的国民也选择向内陆地区迁移。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迁徙。伴随着这一次大迁徙，大批原本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才也来到了中国内陆，当中包括许多沿海地区的教会领袖。
中国沿海地区一向较为开放、发达，在资源和人才方面一般比内陆更丰富，就连基督教的事工也是如此。原先中国教会的根基、差会的总部大多在北京、上海、广州等沿海大城市。日本人占领了这些地区后，大批领袖离开，整个教会处境艰难。
首先，中国教会虽已力求本土化，但当时许多事工仍然需要接受西方协助，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尤其依赖外国教会的辅助。这时候，战争使得参战国的教会也面对了严重的资源短缺。特别是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也卷进了这场世界大战当中，中国教会能够得到的支援就更加匮乏了。此外，日军占领了沿海地区之后，强制对所有教会活动进行登记，又给教会活动设下诸多限制，很多教会事工被迫停顿。部分教会选择从沿海地区搬迁到内地，却发现内陆地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如沿海，一时之间适应不了，事工顿时萎缩了。
但对中国内陆地区来说，本来人才、物资都比较缺乏，事工发展很受限制。如今短短时间之内，从沿海地区涌来大批信主的人，当中有各方面的人才，内陆地区教会的活力顿时提升了起来，教会因而出现增长。当中，宣教士戴德生所创办的中国内地会更是如此。抗战期间，中国内地会在沿海地区的事工虽然受到战争打击，但内陆地区的事工却因这一次大迁移受益非浅。
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许多国人为求温饱到处迁徙，生命朝不保夕，寻求生命意义的意愿因而大为提高。很多人在寻求意义的过程中转向了教会传递的福音信息，内陆地区的教会因此面貌一新——传道人素质提高了，参与事奉的人多了，信仰也更加热忱了。为了应对战争带来的苦难和磨练，人们更加看重属灵生命的提升，中国教会再度出现复兴迹象。
这一轮复兴主要出现在基督徒学生当中。其实早在1910年，中国教会就成立了“学生立志传道团”，发展得非常迅速。1915年已经发展到全国十三个行省，团员上千；及至1923年，“学生立志传道团”已扩展出113个分团，在各省活动，人数也持续增加。
一九四零年代抗战期间，许多原先位于沿海地区的大学，把校园迁到了西部及西南部地区，校园当中的基督徒学生在求学期间，开始在校园里推动传福音的工作，复兴的火焰就在这些学生基督徒当中点燃了。
1944年，来自沿海的赵君影牧师与内地会宣教士艾德里搭配，在重庆中央大学举办布道会。三天晚上的聚会吸引了两千人参加，决志信主的学生有两百多。在赵君影牧师带领下，大学生基督徒于1945年在重庆举办第一届全国基督徒大学生夏令营，来自各地四十二所大学的学生前来参加，人数超过六百，当中十六人决志委身事奉主，其中包括我们熟悉的滕近辉牧师和陈终道牧师。由于战乱影响，当时交通很不方便，还是学生的滕近辉牧师从西北出发，花了七天才到达会场；而从广西前去的大学生更要徒步走四十三天才能到。可以看出，当时基督徒大学生追求灵命的心志何等坚定！
这次夏令会后，基督徒大学生们正式组成了“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学生当中的复兴进一步蔓延，大学校园的基督徒查经班和布道活动非常活跃。根据当时的一些统计数字，从1945年到1951年，通过学联信主的大学生有两万多人；1949年在校大学生中，每十五人就有一人参与过学联举办的聚会。难怪有人认为，一九三零年代的大复兴给中国教会力量熬过八年战争的磨难，而四零年代的学生复兴，则给教会力量渡过接下来的内战和政局更迭。
1945年二战结束后，西方教会的宣教团体再度差派大批宣教士到中国，抗战期间被日军拘留的老宣教士们也纷纷重获自由，短短时间内，宣教士的数目恢复到战前水平，各地教会也开始着手重建教堂、招聚信徒，教会聚会人数一度出现大幅成长。
1946年，“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动了一场“三年奋进运动”，试图透过类似过去“五年运动”的模式，再次挑旺教会活力。不过，自从一九三零年代以来，社会福音派和个人福音派的分歧越来越深。协进会明显倾向社会福音派，奋进活动的焦点多与社会重建的需要相关；而由学联带动的复兴运动，则采取个人福音派的立场，没有参与这一次的奋进活动。就这样，协进会推动的三年奋进运动只有少数教会参与，幅度不大，影响力更是微弱。
另一方面，抗战后期兴起的学生工作在内战时期却有相当好的发展。1945年后，学联的事工顺利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复兴的影响持续发挥，使得布道和灵命追求这两件事深化到各教会当中，也逐渐成了日后许多中国基督徒基本的关注和追求。
抗战结束后，中国教会依然无法摆脱前景不明的阴影，因为国共内战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停了下来。内战期间，国共双方都竭力争取社会各方的支持，但许多教会和平信徒事先毫无准备，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取舍。再加两极化的信仰取向继续发酵，基督徒很少对时局与信仰的关系进行深入讨论。强调社会福音路线的人对政治课题较多讨论，对认罪悔改却不感兴趣；一些教会的大学生群体甚至只顾参加游行示威，完全无视传福音的需要。另一方面，强调个人福音的基督徒积极参与传道，却完全不过问时局，甚至认为谈论政治是危险的。当时许多基督徒的想法是：不论政局怎么改变，我只要专注社会需要或是专心传福音就够了。这种两极化的发展，让走社会福音路线的人逐渐丢失福音信仰的特质与能力，也让走个人福音路线的人没有机会深思政治可能对信仰带来的冲击。
感恩的是，从1937年到1949年，虽然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日子，但中国教会的生命力却更趋成熟了，基督徒的灵命也更加深化。中国本土牧者更是人才辈出，如王明道、计志文、陈崇桂、王载、贾玉铭、杨绍唐等前辈，都是当时深受敬重的教会领袖。
统计数字显示，从1936年抗战即将开始，到1950年内战结束，中国基督徒人数从53万增加到了83万5千人；教会的堂会则从1946年的5千8百余所，增加到1950年的6千5百多所。从这些数据看，进入20世纪后的中国教会的确成长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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