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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北伐，成功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成立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中国基本重归统一，国家进入一段相对稳定的阶段，开始了十年建设时期。当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接受基督教信仰，影响所及，政府及社会领袖对教会的态度也变得比较友善了。
当时，国民政府向全国提出社会重建的号召，集合各方力量，重建支离破碎、百废待兴的国家。教会决定积极回应这个号召，而当时的西方差会也把握机会，积极投入各类资源，参与中国社会重建的行列，兴办医疗、教育、慈惠救济等项目，非基言论进一步消退。结果，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中国教会迎来了一段非常活泼兴旺的复兴时代。
教会领袖看到这个转变，决定把握时机，于1929年召开“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年会，会上拟定了“五年奋进运动计划”，目标是从1930年开始的五年内，使中国教会在人数和素质两方面达到倍增。这项倍增运动由统筹全国基督教事务的“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推动，涵盖范围遍及全国。协进会为此成立了六个专职工作小组，分别是布道小组、宗教教育小组、识字运动小组、基督化家庭小组、受托小组（鼓励基督徒做忠心管家）以及青年事工小组。到了五年运动后期，又另外加上了农村建设以及基督化劳资关系两个小组。各个小组为各地教会提供各类资源、聚会材料、执行方案等，让各教会可以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除了推动传统的布道、教导、家庭、青年等事工外，也鼓励教会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及社区事务。
这场大规模的教会倍增运动，实质上是透过教会组织有计划地寻求教会复兴。五年运动使饱受打压的中国教会重现生机，信仰活力再度发挥出来。1935年，协进会进行了一个全国性的调查，通过对比五年前的数据，检讨这场五年运动的成果。结果发现，从数量上看，倍增目标并未达到，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教会人数确实在这五年的努力之下有所增加，而教会素质、基督徒的水平也有相当程度的提升。
在组织性的复兴运动之外，中国教会中也兴起了一场自发性的复兴运动。这个自发性的复兴浪潮背后没有全国性的组织，但却相当深入地在个别堂会和广大基督徒当中蔓延开来，影响深远。
当中最为人乐道的，是一九三零年代的山东大复兴。一位人称孟教士的欧洲宣教士，以其简单又扎实的信息，掀起了这一波复兴。当时，东北许多堂会都深刻感受到神话语的能力，基督徒们纷纷彼此认罪，并带着前所未有的热忱到处传扬福音。大批还不认识基督的人也受感动悔改认罪，接受基督。有报道说，其中一个三十多人的堂会，在不到二十天里竟有近百人悔改信主。这场复兴的影响也延伸到周边地区，尤其是华北、华中一带，悔改归信基督的人不计其数。
另一个自发性的复兴浪潮来自上海。1931年，计志文牧师创办了“伯特利环球布道团”。这个布道团完全由中国基督徒组成，他们先在上海及周边地区从事布道，引领大批群众悔改归主。后来，计志文牧师又邀请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宋尚节牧师加入，“伯特利布道团”更加如虎添翼，在短短三年间足迹遍及全国十三个行省，带领两万人悔改归主。
后来，宋尚节离开了“伯特利布道团”，独自巡回带领奋兴会。他的讲道大有能力，被人称为“中国的火焰”。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后，1935年宋尚节开始了他的海外传道事工，走遍东南亚各国，向当地华人布道传福音。1944年，宋尚节由于操劳过度病逝，年仅43岁。虽然他传道布道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对复兴中国教会的贡献却历久不衰，影响直至今日。
很多当时在中国的海外宣教士也经历了这场复兴运动。以1908年领导了东北大复兴的加拿大宣教士古约翰为例，1932年他已七十高龄，但仍然继续外出主领奋兴会，一年之内就带领470多人归主。1933年，古约翰因年迈而双目失明，但他仍然透过中国同工的帮助，继续带领奋兴会，又带领778人受洗，1934年更多达966名。古约翰一生都彻底奉献给了中国，儿女当中有四位因病夭折，葬在中国土地上。终其一生，古约翰成功地使福音根植于河南北部和东北三省一带，竭尽全力推动东北教会的复兴。1934年回国后不久，古约翰就与世长辞了。
复兴的景象也出现在西南少数民族当中。这期间的一些报告指出，宣教士每次外出布道都有几百人受洗归主，少数民族当中的教会也开始成形。内地会宣教士杨志英夫妇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1934年进入云南怒江河谷，向当地傈僳族传福音，利用每年六月到八月的雨季，进行密集圣经研习课程。这所“雨季圣经学校”年复一年，不曾中断，培育出许多本地传道人，建立起了基础深厚的傈僳族教会。这对宣教士夫妇直到1950年才离开中国。在这个大复兴的年代，各差会派遣的宣教士，使得云南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有机会听闻福音信息。
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国教会，一方面有协进会组织的五年奋进运动，另一方面也有那些自发性的复兴运动；两个力量结合在一起，使中国教会的属灵光景彻底改观，许多软弱的基督徒重新振作起来，影响了整个中国以及海外的华人地区。今天我们再回头看，更发觉这一次的复兴浪潮是多么重要。因为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就开始了八年抗战。有人指出，若不是因着之前的这一次复兴运动，中国教会能否度过那一段艰难岁月都很难说。不过，也正是在这场复兴运动当中，中国教会却出现了内部矛盾。
我们不难察觉，一九三零年代的复兴运动有两条不同路线：有组织的五年运动，以及自发性的奋兴运动。其实，这两条路线的目标大致是相同的，都是要振兴教会，承担时代使命，但在达成目标的途径上，双方却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所推动的五年运动，倾向于以社会需要为导向；而自发性复兴运动，重点始终围绕十架福音，强调悔改归主的道理。本来，这两条路线互相是不排斥的，但在走极端的氛围下，渐渐的就产生了两极化的发展。
由协进会领导的教会认为，教会应该回应时代需要，针对社会需要来拓展教会事工。他们对奋兴会保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认为那些聚会就是在情感上为基督徒带来一些满足，并没有真正改变基督徒对信仰的态度。而自发性复兴运动的领袖们则认为，对方过于强调社会需要，以至于放弃了福音的真正重点，忽略了基督救赎的真理。
其实，参与社会建设本身没有错，把福音等同于社会建设那才是问题。可惜的是，在当时各走极端的情况下，福音派的领袖和基督徒指责说，投入农村建设、化解劳资纠纷等等都是社会福音，不符合圣经教导。所以他们完全拒绝参与社会所需要的这些活动。而社会福音派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轻看悔改认罪等真理的教导。双方各不相让，一九三零年代的教会遂形成“社会福音”和“个人福音”两个阵营，削弱了教会的整体力量。
在那个年代，基督徒在中国社会中仍是少数群体，因这个走极端而带来内部分裂，令人深觉惋惜，也值得今天的教会借鉴、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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