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这个阶段,欧美大陆上涌现一波接一波的复兴运动,为教会事工提供了人才,促进了几乎所有宗派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宣教运动大范围出现,规模空前,影响极其深远。
为什么基督教会的普世宣教运动会在十九世纪兴起?李振群老师在其著作《透视教会春秋》中为我们分析了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事海外宣教工作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必须把宣教士安全送达目的地。从中世纪末到宗教改革初期,西班牙和葡萄牙掌握制海权,而这两个国家都是天主教国家。在罗马派和改教派对立的气氛当中,他们当然不会支持基督教教会的事工,因此教会的海外宣教迟迟没有推展。改教后期,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了,从此情况开始扭转。十九世纪,英国、荷兰、德国、挪威等国的海事实力渐渐超越了天主教国家,为基督教教会的宣教提供了方便。与此相关的,还有欧洲国家在航海技术上的改进。有研究指出,欧洲的科技大约在十六世纪末赶上了中国,到了十七世纪开始领先世界,其中包括了航海方面的技术。这意味着,航行到远方越来越安全了,这也间接促使更多人愿意到远方去广传福音。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洲国家的政治气氛。十九世纪是欧洲国家推动殖民主义的高峰时期,为了经济上、政治上的利益,欧洲大陆几乎所有国家在那个时期都积极地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在治理当中,往往需要一些人来扮演桥梁角色,调适当地土著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殖民地政府很快就察觉到,那些去到海外的宣教士比较容易跟当地人建立融洽关系。他们看到。殖民地政府如果能够得到宣教士的协助和支持,就能更有效地管理殖民地。因此,欧洲各国基本上都相当支持海外宣教的工作,为教会和宣教士提供了很多方便和协助。再加很多派驻殖民地的各级官员本身也是基督徒,对宣教事工持支持的态度。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得欧洲教会在十九世纪的宣教工作不单没有阻碍,相反还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
除了技术发展和政治方面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宣教事工所需要的人才。任何教会要跨越国境去推展事工,一定需要大量人手的投入,而且所需要的还不单只是宣教士,同时还需要大批愿意长期支持宣教士的普通基督徒。显然,在信仰比较冷淡的时期,教会和基督徒都不会主动投入宣教工作,然而经过十七、十八世纪连串的复兴运动,欧美教会慢慢出现了一批对信仰非常投入的基督徒,当中包括一批为了福音的缘故愿意付上任何代价、前往任何地方的人,他们愿意离开熟悉舒适的生活,到异国他乡去宣教,还有更多基督徒愿意通过支持这些宣教士来表达他们对福音事工的关心。所有这些因素配合之下,十九世纪的基督教会就出现了普世宣教运动,使得福音跨出欧洲和北美大陆的界限,向着世界各地蔓延开来。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欧洲教会涌现了大批宣教机构,这类机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宗派教会内部所组成的官方宣教机构,在行政和决策上通常隶属于某一宗派;另外还有一类机构被称为信心差会,这是一种超宗派的宣教组织,由各个宗派人士共同设立,不跟任何单一宗派挂钩。这两种形式的差会各有所长。一般而言,有宗派背景的差会有比较稳定的支持和经济来源,因此在事工推展上比较容易有一个长期的计划。相对而言,超宗派的差会必须在基督徒当中获得相当广泛的支持,然后才能保证事工顺利发展;但它的好处是,只要事工得到认可,就可以获得超越宗派的广泛支持,所需人才也可以从各个宗派当中挖掘,事工进行更加扎实。回顾历史,我们看到,这两类差会在十九世纪相互搭配,发挥各自的长处,让福音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大陆。
普世宣教运动历经了整整一百年。当时,一些乐观人士甚至认为,只要这个运动持续发展下去,教会很快就会征服整个世界。但是,普世宣教的冲劲到了十九世纪末就慢慢减弱了。李振群老师在他的书中为我们总结了几方面可能的原因。
首先就是前面提到的,当时的海外宣教工作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关系非常密切,普世宣教的扩展在很多方面得到了殖民地主义的支持,因此那些在殖民地建立起来的教会往往带着殖民主义的色彩。结果,在许多当地百姓眼中,基督教常被视作是帝国主义的同路人,稣基督的福音在当地人眼中难以维持信仰本身的吸引力,甚至成了反帝国主义者所攻击的对象。这样的情况反过来又阻碍了福音在殖民地区的发展,因为教会不能有效地在社会的中上层人士当中扩展,只能在底层人群当中缓慢建立,结果很多亚洲和非洲地区的教会一直面对领导人才匮乏的难题,需要长期依赖外来宣教士,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独立,这就削弱了教会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而且,长期由西方宣教士所主持的教会,在所难免带着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在一些本身就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的地区,基督教信仰和当地文化一再出现冲突,这种情况在中国、日本和印度这些地区特别显著。就这样,普世宣教运动到了十九世纪末年就走到了一个难以为继的境地。
思考:
我们今天很多教会也热心宣教,根据您的观察,效果如何?我们积极热心投入的事工,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盼望听到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