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会计算行为成本

一位从亚洲远赴希腊作志愿工作者的女孩，在当地难民组织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一起服务。跟大家想象的不大一样的是，难民营整个地方的氛围是相当轻松的。平日，志工教授缝纫、设计、理发等等课程，和难民们交流对世界大小事的看法；周末，大家呼朋引伴相聚到酒吧跳舞。

不过，看似愉快的旅程，也有令人烦恼的事件。比如，难民们向志愿组织借东西时，经常不填表单，或者填了表单却错误百出，又或者根本故意不还。有催讨经验的志工说：“有些人就是不接电话，或说自己没手机。而且不只租借有问题，还有偷窃问题……为什么建立一个互信的社群这么难？”

每周例会时，志工们都会针对诚信问题提出不同的机制和做法，但每周检核成效都令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对难民们来说，把东西还回去的“荣誉回报”一点用处都没有；而占为己有的“自由回报”，则是肉眼可见的丰富。

“完美”的计算机制

人们都会计算行为成本，计算付出多少，计算回报多少，高低之间，便是诚信。

中国一向强调诚信的重要，社会信用体系也已经提出多年，并在部分城市落实。中国政府对信用体系的态度是：“让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如今运行结果如何呢？

北京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王俊秀，评论社会心态时说道：“诚实的人是傻子。”另外，根据社科院上海分院的调查，90%的受访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谁诚实可靠，谁就吃亏。

曾在中国长驻十多年的德国记者马凯（Kai Strittmatter），在书中写过一个近距离观察社会信用体系的经验，他走访的地方，是模范城市山东荣成。

荣成社会信用中心主任在马凯面前拿出一张纸，画了一颗蛋，先画一条线穿过顶端，再画一条线穿过底部。主任解释：“这就是社会，顶端的人是模范公民，底部的人我们必须教育他们。”

起初，每位市民都有1000分，信用评价无时无处不在进行，跌到850分以下是警示级，跌到600分以下则列入黑名单。具体怎么评分呢？信用中心外面有一张告示板，上面有加分榜：

周先生帮一对老夫妻搬家──加5分；李先生教书法──加5分；余家出借地下室让大家一起唱红歌──加5分。铲雪、带老人去看病、帮小朋友上课也可得分。

上面也有减分榜：

王小姐的狗在草地上拉屎没捡起来──扣5分。宋先生冬天将水倒在门口，水结成冰──也一样扣5分。

赚取一定分数的市民会获赠“诚信模范”奖牌，供人景仰、效法。至于减分方面的指名道姓，主任笑道：“他们一定觉得很丢脸，可是这就是评分的目的。”

列入黑名单的民众，出行旅宿、买房买车、银行交易将会碰到难关，整套机制的目的一方面是人民互相监督，以至于少数人不敢失信；一方面也是人民互相引导，以至于多数人能“把好规矩做得习以为常”。

在这样完美的机制下，人们不太需要独自辛苦地计算行为成本了，各级官员和邻居随时都能替人剖析得条理分明，头头是道，总之一切守规矩就对了。

这套体系至今仍在小范围试行，尚未达到完美无缺的程度，因为评分细则很难界定。不过，一名尽责的官员说：“我们的目标是将人的行为规范化，如果所有人的行为都符合规范，社会自然就稳定和谐。”

愿景很不错，机制也客观，但为什么这种管理方式，听起来总让人觉得不太舒服？

或许是因为少了点人情味？但是，哪里有一个客观理性的管理机制会谈虚无缥缈的人情味呢？没有。那么，换一个词，或许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关系”，被这套体制硬生生地压抑了。

建立关系后，也再不必计算行为成本

剑桥大学毕业，曾获选台湾十大杰出青年，现任教育基金会董座的牧师廖文华，曾被问到一个问题：跟人建立关系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回答是：不管这个关系存在于朋友、夫妻或父子之间，真正能够促进关系的，不是谁帮谁一个忙、谁想从另一方得到东西、谁想获得一个答案；真正能够促进关系的，是彼此相遇，想更贴近对方，想更认识对方，想知道对方爱什么，什么能够令对方喜乐，什么又令对方忧伤。真正能够促进关系的，是在各方面享受这个关系，不是为某个单一目的。

孔夫子有言道：“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么说来，如果把治国的信用机制，挪用到一个小家，令成员彼此就言行举止评分，每月在冰箱上贴出排行榜，不知道这个家的家庭关系会变得怎么样？

一开始提到的国际志工队，后来针对诚信问题想了一些比较辛苦的招数。他们不仅一个个找失信者沟通，另外，在偷窃问题上，他们尝试停止指责，并提高守信的回报，在他们归还物品的时候，提供两天份干粮，让合群的荣誉感有机会大于任性的自由感，同时也让不守规矩的人，对于守规矩的好处，更加可预期。这些机制自然也远远达不到完美无缺的程度，但志工的目标是建立信任关系。

建立信任关系是一条漫长的路，稍微走偏一步令人感觉被冒犯，就会前功尽弃——好人似乎总是这么难做，不过比起“诚实的人是傻子”这样绝望的说法，管理层尽力做好人，或许市民才有机会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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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约翰福音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