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节目中我们了解到，宗教改革之后，近代教会发展呈现了一个多彩多姿的面貌；我们也了解到，当时教会有一大特征，就是正统主义兴起。事实上，当时教会除了关注教义是否正统，还有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就是理性思维。

受当时启蒙运动的影响，不少人着手从理性角度出发，重新整理信仰，试图让信仰和当年的流行思潮，特别是哲学思潮相挂钩。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发展呢？

中世纪时，教会和政府共同掌控欧洲社会，所有人的生活一方面受王侯管制，同时也受教会的左右。宗教改革带来的重大改变之一，就是普通百姓的生活不再受教会的控制和左右了。一个人只要不违反当地政府的法律，那么他的职业、生活方式等等，教会都无权干涉。欧洲社会向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近代科学也在宗教改革之后发展起来了。宗教改革源于马丁路德公开质疑罗马教会的传统，他透过详尽讨论，推翻过去大家一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这让很多人看到，大家公认的事情也有可能是错的。当人们把这种质疑、研究的思路用于研究自然界的事物，近代科学就此发展起来了。类似的发展也出现在了哲学领域。当时的哲学家们也从怀疑出发，试图找出真理的面貌。所有这些发展汇聚起来，好处就是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科技发展迅速提升，知识增长也加速了。但是，当近代科学和哲学沿着这质疑的路子不断向前发展的时候，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渐渐跟基督信仰脱节了。因为基督教毕竟是讲究权威的信仰，如今权威一再受到挑战，社会生活和信仰生活自然渐行渐远。

启蒙运动让近代欧洲人发现，运用理性深入思考很有可能带来准确的判断，从而能更加准确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熟知的“地心说”被推翻。人们看到，整个社会坚持了很多年的理论原来是错的！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其它领域。从前，大家都不假思索接受各种权威所说的话，而启蒙运动大大提高了人的自信，人们开始想要独立地去寻找答案了！

启蒙运动不但影响了个人，政府的角色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中古一直到改教时期，欧洲社会一直是在政府和教会联手合作之下运作。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需要兼顾人民各方面的需要，包括民生、教育、治安等等，同时还要顾及一般老百姓信仰生活方面的需要。到了近代，教会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在信仰的事情上，其他日常生活方面的事儿都留给政府处理，政府的基本责任就以人民的物质生活为主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欧洲社会就进入了所谓理性时代。理性的运作使得近代科学一再出现突破，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可观进步，但同时也给教会带来了严峻挑战。

教会传统信仰所强调的是，人信靠耶稣基督才能获得赦罪，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找到生命的意义。但到了启蒙时期，随着人们越来越强调理性分析，传统的基督教信息就开始失去了原先的吸引力。为了维持影响力，教会不得不调整信息。不少教会开始把重点放在“效法耶稣舍己的爱”这一类的课题上，倾向传讲伦理层面的信息，同时淡化传统信仰中超自然的部分，比如创造，比如基督的死里复活等等。结果对一些人来说，在启蒙运动的气氛之下，基督信仰就成了人类伦理生活的一部分，再也不是什么永恒的救赎真理了。

面对理性主义的抬头，不同人反应不一样。对有些基督徒来说，既然理性好像对信仰有一种破坏性，那就说明信仰跟理性是对立的，因此他们排斥理性，甚至故意放弃理性思维。但事实上，从中古到改教时期，很多教会领袖都是非常有思想的人，他们一方面有坚定的信仰，同时也具备精深的理性思维，所以才能够在他们的时代中发挥巨大影响力，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都是很好的例子。到了近代，信仰坚定的人从理性场合中主动退出了，这就进一步削弱了教会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一些看重理性的人则很乐于把理性思维的法则应用于信仰层面。理性思维讲求的是分析、求真、理据，这些人就把这些法则用于理解圣经——如果他们发现圣经的记载出现了理性无法理解的内容，就试图给那段经文寻求一个合理的解说，这就导致近代“圣经批判学”出现在十八世纪的欧洲。

其实，所谓“圣经批判”，指的是通过批判思维去找出圣经真正的含义。比方说，读到某些经文很难明白的时候，我们也会问：这段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这么来表达？所谓“批判”指的就是这种态度，并不是说要证明圣经是错误的，而是想要挖出圣经真正的信息。但在对理性过度乐观的时候，圣经批判往往带来一些负面结果，李振群老师在《透视教会春秋》一书中就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圣经记载着，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上把水变成了酒。崇尚理性的人就认为，水是绝对不可能变成酒的。因此他们认为，一定是管宴席的人以为酒用光了，但耶稣却看到或事先知道，有其它一些酒藏在某个地方，所以他就建议管宴席的人去把那些酒取出来。后来，以讹传讹，事情就变成“耶稣把水变成了酒”，事实上当时的酒根本没用完。我们看到，这种解释是要在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尝试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结果，理性抬头之下，圣经批判学逐渐演变成了用理性思维来批判传统对圣经的理解。

这种用理性来批判信仰的作风，不单只批判圣经，也对整个传统信仰带来了危险。因为这些强调理性至上的人们对基督教的正统发展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对人性自由的挑战，是不合理的，要加以批判，要把人从信仰的规范当中释放出来。他们认为，强调上帝的主权是不必要的。当时甚至有人认为，在完成了创造之后，上帝就退到一边去了，不再管理这个世界；而人的责任，就是用理性来管理上帝交给我们的这个世界。这种流行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自然神论，是理性年代的一个典型例子。

在理性至上的氛围中，教会传统所传讲的信息似乎跟时代格格不入了，很多学者因此想要寻找一个解决之道，务求基督信仰能够适合时代需要。他们转向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潮，想要寻找一条出路，因而就出现了跟哲学思维紧密挂钩的“近代神学”（又称为现代神学）。各方学者开始在圣经以外，寻找不同的立足点来解说基督信仰的意义。因着对社会发展前景的乐观，对人性美善的自信，他们各展所长，从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角度来解说基督信仰。有人称这一段时期的神学研究是“神学游乐场”。

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生灵涂炭，人性败坏显露无疑，现实跟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所描述的理想南辕北辙。就在这个时候，神学家巴特向这“神学游乐场”丢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他提出，基督教信仰需要回归到启示，必须重新关注基督的独特属性，让上帝确实成为上帝，而不是神学家们的玩偶。巴特成功扭转了自由主义的路线，他的思想因此被后人称为“新正统派”。接下来，神学、释经、哲学这三条路线，就成了二十世纪神学思潮的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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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启蒙运动给教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在崇尚理性的气氛之下，坚持传统信仰的人们往往被视作顽固守旧；而在讲求理性的圈子当中，一些传统教会开始走向世俗化。所幸这并非教会全貌，泥沙俱下的历史潮流中，始终有清流存在，使得信仰生生不息。那是怎么样的一股清流呢？欢迎收听下一期的“教会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