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晚期，罗马教廷出现了非常混乱的局面，其中一场混乱影响深远，史称“大分裂”事件。

当时，罗马教廷虽然仍在教会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长年的腐败已经导致其实质力量持续下降。为筹得维持教廷运作所需的庞大经费，教廷不得不依赖某些有实力的王侯。到了十四世纪时，罗马教廷跟法国王室来往变得相当密切，对法国王室依赖日深的同时，教宗对法国国王的一些要求也往往不得不让步。为了方便联络，法国国王建议教廷由罗马迁至法国，教宗同意了。公元1305年，整个教廷搬到了法国南部城市亚威农。

七十多年后，接任的教宗发现，教廷留在法国并不理想，行事决策都常受到法国国王的牵制。公元1377年，教宗决定将教廷搬回罗马，但大多数红衣主教团成员并不赞成这一决定，他们秘密召开会议，另选了一个法国人出任教宗，由这新当选的教宗把教廷重新搬回亚威农。就这样，欧洲教会同时有了两位在法理上都合法的教宗，而且这两位教宗还是经由同一个红衣主教团选出的！

问题变得复杂了。两位教宗为了维持各自教廷的运作，都各出奇招争取王侯们的支持，而王侯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来选择他们所要支持的对象，教会运作更加腐败。

这个局面对教会的形象、威信，甚至对当时的信徒和社会都带来极大的负面的影响。双方红衣主教团知道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于是提出了很多不同方案，希望可以说服两位教宗中的一位主动退位。遗憾的是，两位教宗都认定自己是经过合法程序选定的，拒绝让步。眼见事态越来越严重，双方的红衣主教团另外召集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两位现任教宗，重选一个新教宗，以此解决问题。但罗马教宗和亚威农教宗依然拒绝下台，很多小王侯也趁乱谋取政治利益，最后演变为三个合法教宗并立的局面。

情况越发复杂了，怎么办？正好这时候大学在欧洲兴起了，于是人们求助于大学的神学家和法律学家，希望通过他们的专长为眼前困境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学者很快察觉到，问题的症结在于教宗享有“至高的权威”。为解决问题，就必须对教宗的权威做出制衡。最后学者们达成共识，提出“大公会议主义”这样一个方案。

所谓“大公会议主义”，就是认定大公会议做出的决议案拥有最高权威，包括教宗在内的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换言之，大公会议的权威比教宗的更大。因为教宗作为教会代表的身份是出于带领教会的需要才有的，而大公会议的代表性来自所有地区的所有的教会，从代表性的范围而言，显然，大公会议的代表性比教宗的代表性更广也更为完整。因此，针对特定课题，如果教宗跟大公会议的立场不同，那么教宗就应当服从大公会议的决定。

接下来，欧洲各地教会的领袖就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支持下，在康士坦斯召开了一次会议，史称“康士坦斯会议”，盼望达成两大目标——第一，彻底有效地解决大分裂的混乱局面；第二，解决了分裂的问题之后，继续在教会内部推动改革。会议要求三位现任教宗同时退位，由大会选出另外一位教宗。为确保会议方案顺利执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惜派军队强硬执行会议决定。最后，康士坦斯会议选出的新教宗顺利回到了罗马。

纷纷扰扰的大分裂终于画上了句号，康士坦斯会议随后也订立了改革教会的方案，但就在这时，新当选的教宗已经觉察到，决不能容忍这“大公会议主义”的思想继续流传下去，否则任何人只要对教廷的决策不满，都可以试图召开大公会议，否决教宗和教廷的决定。这样，教宗还怎么能够有效地推行他的政策呢？当然，从人性的角度看，教宗也不愿意眼看着大权旁落，因此这位新当选的教宗就提出，教会改革需要一个有实权的教廷来执行，而大公会议将会阻碍改革的推行。这个时候，既然大分裂这个最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之后召开的大公会议也就不再有急迫的目标。不知不觉之间，教宗的意见占了上风。到了十五世纪，罗马教宗正式颁布谕令，禁止任何人随便向大公会议申诉，大公会议主义的声势从此走下坡路，教宗权柄至上的氛围重新建立起来，在教会内部推行改革的希望再度破灭。

思考：

看中古晚期这一段历史，常常有人会摇头叹息：教会也不过如此？是的，人性就是如此！当绝对权力落在有限的罪人手中，腐败就

是必然的结果。今天的教会，慎之，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