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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雍正皇帝严加执行禁教令之后，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基本上就沉寂了下来。直到大约一百年之后的十九世纪初，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基督徒们开始思想，要怎样到东方各国去履行宣教的大使命？
随着欧洲各国海事实力逐步提升，海外贸易大幅增加，东西双方的接触也日渐增加，为宣教事工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日益强大的英国，基督徒们更是积极地思考如何踏上中国宣教之路。不过，由于中国闭关自守的国策，外国人根本无法进入中国公开传道。当时，西方跟中国唯一的接触就只有在广州进行的贸易活动，但统筹英国和中国通商的东印度公司从商业利益的角度着眼，尽量阻止宣教士前往中国，以免影响贸易进行。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神兴起了一位福音勇士来开拓中国的福音事工，他就是英国伦敦教会的宣教士罗伯特马礼逊。
1807年，经过八个月的艰苦航行之后，马礼逊抵达广州。他无法以宣教士的身份在中国逗留，不得已加入东印度公司充当翻译员，以翻译员的身份开始中国的宣教事工。
当时，外国宣教士根本不准进入中国，中国人更是不准信奉“洋教”，就连西洋商人想要学一点中文都不可以，因为朝廷有禁令，中国人不得教洋人中文，违者斩。此外，洋商登陆中国之后不可自由活动，只能在指定商馆停留，生活所需一律由中方代办，活动范围极小。
作为一名宣教士，马礼逊当时的处境格外困难。一方面，他要躲避中国官方的检查，以免暴露了宣教士的身份，同时还得面对东印度公司方面的压力，才能继续留在中国。但马礼逊并未因此泄气，他一边偷偷学习汉语，一边翻译、印刷圣经，同时找机会跟进出商馆的搬运工人分享福音。他竭尽所能应对各样障碍，努力开拓传福音的空间。七年后，1814年，他终于成功带领第一个中国人蔡高归信基督。
接下来，伦敦教会又派宣教士米怜到中国，协助马礼逊拓展福音事工。因为广州无法长期居住，马礼逊和米怜将事工重心转移到海外，在南洋华人聚居的马六甲设立了福音据点，发展事工、开办学校，为日后宣教所需做准备。米怜带领第二位华人梁发信主，梁发成了马礼逊的主要助手，后来也被按立为历史上第一位中国人牧师。虽然障碍重重，宣教事工总算是开始了。
受马礼逊等人感召，英国、欧洲大陆以及美国等地的宣教士开始陆续前往中国宣教。他们在各种困难限制之下，锲而不舍地展开福音事工。虽然事工的成效在数量上并不突出，但这些先锋人物为福音事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们主要从事的是文字工作，诸如撰写福音单张、小册子，翻译圣经等等。因为中国本土的限制太多，这些宣教士大多只能在马六甲等地建立福音据点，透过教育和医疗事工向侨居海外的中国人传福音。宣教士们期盼，这些海外华人在回归祖国的时候能把福音的种子带回去。
这个时期的中国福音事工，可说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但这些宣教拓荒者深信神必开路，因此坚定等待中国福音大门的开启。马礼逊就是心怀这样的信念，在中国宣教27年后，1834年逝于广州。
1842年，英国跟中国因为鸦片买卖产生了贸易纠纷，最后爆发鸦片战争。中国在战争中失利，不得不签下“南京条约”，同意开放沿海五个港口作为通商口岸。当时，英国教会一些人乘机要求英方谈判代表在条约中加上“传教条款”，准许英国宣教士在这些通商口岸自由传教。满清政府并无选择，只能接受。合法地在中国传福音的门从此打开了。
“南京条约”之后，西方列强争相效仿，在跟中国签订的条约中都附加此一“传教条款”，包括准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居留，并建造房屋、学校、医院、教堂等等设施。1845年，中国正式取消了针对天主教的传教禁令。由康熙皇帝颁布，并经雍正和乾隆朝代一直执行的禁教令，终于在西方各国的坚船利炮之下被彻底推翻了。从此，西方宣教士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通商口岸，在不受限制的环境下宣扬福音，宣教事工从此可以公开、大规模地在中国展开。
然而，当初要求在不平等条约当中加入“传教条款”的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以这种方式进入中国的福音，到头来对宣教事工的损伤远远大过益处——虽然传福音的外部环境得到了改善，但从此以后，基督耶稣的福音在中国就跟“帝国主义侵略”这个标签绑到了一起。伤害如此之深，以致至今还有很多中国人认为，基督教的宣教事工根本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方法之一。
事实上，因为文化差异，基督信仰在中国传播时常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摩擦，康熙禁教的前因后果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看到，一些强力维护传统文化的人一直把基督教视为“蛮夷之道”而大加排斥，如今不平等条约中的“传道条款”更增强了人们的这种感受。“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优越感大受打击，他们认为：基督信仰岂可仗列强战胜中国之机，将传教条款强加于中国人？这样一种仇外情绪，毫无悬念一定会转嫁到宣教士和基督徒的身上。而且，一般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和地方官绅等既然排斥基督教，自然对福音信息就不会感兴趣，相反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抗拒福音的传播。结果，宣教士的福音事工每每事倍功半。藉“传教条款”打开中国的福音大门，究竟是祸是福？答案不言而喻。
随着中国与西方列强交往日渐频密，满清政府的无能也显露无遗。除不平等条约有增无减之外，所允许的传教范围也不断随之扩大。及至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西方宣教士的活动范围已经从沿海口岸延伸到了内陆各个省份，而且教会也可以按着条约“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宣教事工在多方面大规模开展，且全面性的受到条约保护，宣教士人数大幅增加，事工范围也逐步扩展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到十九世纪末，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宣教工场，不论宣教人数还是所投入的宣教资源，都位居世界第一。
当时的宣教事工大致有四大块内容——布道、教育、医疗和慈善救济。中国教会的雏形慢慢建立起来了，受洗人数也缓步增长。教会开办的学府，如北京的燕京大学和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等，先后获得了社会认可。宣教士在促进中外交流、推动中国迈向现代化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不过，宣教事工的力度越大，招致的反弹也越大。一方面，宣教士努力拓展传福音的空间，与此同时，中国的官绅阶层则竭力压制这些活动。发生矛盾时，西方列强的外交使节要尽自己的职责保证本国宣教士的安全，但同时又企图在纠纷中谋取一些外交利益，结果引发了许多冲突，时称 “教案”。教案的发生往往导致西方以武力威胁中国，而当时孱弱的中国每每只能退让赔偿了事。这些事情一再发生，令中国人对教会更加不满，严重打击了教会形象，福音事工的进展更加困难。
不单如此，因为本土信徒中的知识分子极少，当时教会基督徒的平均知识水平严重偏低。加上教会往往以福利、慈惠工作为接触点，引致很多人仅只是为了物质上的好处而加入教会，被人讥为“吃教”。
怎么改正这种现象呢？一些宣教士仍然坚持用直接布道的方式建立教会。他们认为，信徒素质低的原因是入教者动机不纯，不是福音的能力不足。他们相信，假以时日，在真理的熏陶培养之下，高素质基督徒的比例一定可以提升。持此观点的宣教士因而注重个人布道、灵性栽培等事工。另一些宣教士则认为，中国国情特殊，应当采取间接布道的方式。他们认为，中国人世俗思想浓厚，且对福音信息的背景一无所知，这些都影响了福音信息的传递。因此，这些宣教士致力于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意识，尝试通过引进世界新知识、普及教育等不同途径，建立有利于福音信息发芽生长的环境。两种观点的宣教士各有侧重，结果却是相辅相成，使中国教会仍能缓步向前。踏入二十世纪后，中国教会就在前人奠定的这些根基上，经历了突破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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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当年宣教士前仆后继的宣教，就不会有今天的华人教会。因此，今天的华人教会，无论我们身处何方，都应当感念这一段福音进入中国的艰辛历史。许多人会数算当年宣教士的过失，但我们要记得，宣教士也不过是人，是人就一定会犯错，但他们的贡献不容抹杀。他们忠贞坚持和奉献的精神，是我们今天的楷模。中国福音事工是他们努力的成果。到了十九世纪末，中国社会虽然乱象频陈，但教会已经打好了发展的基础，静待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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